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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偉志:要有"第四道德"
2008年10月20日
    

  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。為了理順這些關系,除了用法律規范以外,還有道德規范,即家庭道德、職業道德、社會道德這“三大道德”。既然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,既然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尖銳地擺在面前,這就要求我們努力拓展道德的層次,提出一個“第四道德”,即環境道德的問題。
  ●環境不僅有個美不美的問題,而且更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。與環境建立穩定、和諧的關系,關鍵取決于人類自身。既要站在人類的立場區分自然的利和害,趨利避害,取利除害,但是又必須看到人與自然這個共同體的相關性。不然,“開發”會變成“掘墓”,“發展”會變成“自絕于天地”。
  人類是從自然界分化出來的。盡管人類分化出來以后,仍然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,可是由于人有社會性,人與自然界就自然地構成為一對矛盾。在這一矛盾斗爭中人類取得了節節勝利。當然,“有奮斗就會有犧牲。”人類戰天斗地,同時也受到自然界的強烈報復和無情懲罰。在自然界面前,人類屬性既是常勝軍,也是常敗軍。這一次遍布全球三十多個國家的“非典”,就是自然界對人類挑戰的回應。一個直徑只有10~300納米的、要放在電子顯微鏡下才能看見的小小病毒,把自稱“萬物之靈”的人類攪得團團轉。看來病毒是要迫使人類承認“萬物之靈”在對付它這一方面還不怎么靈,是要再一次提醒人類應當像尊重人的人格一樣尊重自然,是要喚起人類趕快同自然界“握手言和”,尊重自然規律,重視生態安全,不要亂吃野生動物。
 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。有夫妻、父子、兄妹等家庭關系,有同一單位內部的上下級之間、官兵之間、員工之間的關系,還有同社區、地區、國家之間的社會關系。“不以規矩,無以成方圓。”為了理順這些關系,除了用法律規范以外,還有道德規范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家庭道德、職業道德、社會道德。倫理學一直在講這“三大道德”。輿論界也在大力弘揚這“三大道德”。
  既然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,既然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尖銳地擺在面前,看來只講這“三大道德”已遠遠不夠了。這就要求我們努力拓展道德的層次,提出一個“第四道德”,即環境道德的問題。
  人與生物,與自然、與加工過的自然、與未加工過的自然組成一個共同體。在這個共同體中,每一個成員都有其存在的權利。地球上的動物、植物、礦物,水圈、氣圈、生物圈,地球、行星、太陽系之間,都不是各自孤立、互不相干的,而是互相作用、互相滲透的。它們之間的關系也是“一榮俱榮,一損俱損”,“合則兩利,分則兩傷”。別的星球上也許有人類、類人,甚至超人,在太陽系里肯定是只有地球上有人類。天地相對于人類來講,都是人類的環境,區別在于遠近與大小。
  這樣,人類如何與它們建立穩定、和諧與真善美的關系,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我們人類自身了。因此,早在20世紀初就有人提出建立環境倫理學,并迅速分為人類中心主義派、弱人類中心主義派、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派、非人類中心主義派、生物中心主義派、生物圈平等主義派以及大地倫理學派等等。別看他們派別林立,觀點相左,實際上是大同小異,知識互補。他們更多的是有共同點。
  他們共同反對“人類沙文主義”,反對“物種歧視主義”;他們共同提倡要從“對人如己”擴展到“對自然如己”;他們認為,為了共同體的公共利益,為了人類整體的長遠利益,應當確立人對自然的行為的評價標準,確立人類改造、利用、占有自然的正當范圍、合理途徑以及在優化環境中應當承擔的義務。自然界的變化是無目的的,人類的行為是有目的的。不用說,人類要站在人類的立場區分自然的利和害,然后趨利避害,取利除害。但是,這種取利除害必須看到共同體的相關性,必須想得遠一點,再遠一點。不然,“開發”會變成“掘墓”,“發展”會變成“自絕于天地”。
  環境不僅有個美不美的問題,而且更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。“民以食為天”,民更以“安”為地。在你吃野味時突然告訴你野味中的果子貍可能有SARS病毒。請問你是要“食”還是要“安”?當然是“安”重于“食”了。不要以為吐一口痰是小事,有時候一口痰就是一把殺人刀,就是一個“細菌場”,就是對環境污染,就是叫人感染,就是大逆不道。對付“非典”病毒我們可以用藥物殺死它,其實也可以針對病毒的寄主性,“以夷制夷”,引進寄主在別的動物身上的病毒殺死對人體有威脅的“非典”病毒。病毒是生物退化“退”出來的,沒什么了不起。先進的人類有辦法在優美的環境中對付“非典”,并且在對付“非典”中進一步優化我們的環境。
  人的社會化是個過程。人生下來時無異于動物,總是第一步先同自然打交道,然后再同社會打交道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“第四道德”是“第一”道德。
  (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、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)

  鄧偉志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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